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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目“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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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娱乐硬糖,作者:谢明宏,头图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剧照

清代科举,有人写了一句“妹妹我思之”。阅卷者不解其意,后来才想明白他想写“昧昧我思之”,于是豁然开朗,于旁批曰:“哥哥你错了。”

“昧昧我思之”语出《尚书·秦誓》,首期节目主讲《尚书》的《典籍里的中国》当然不会犯这么初级的错误。倪大红老师精彩的演绎,为我们勾勒了汉代伏生“学术逆袭”的一生:


秦统一时,朝廷设博士70员,伏生即为其中之一。秦起禁书之祸,伏生冒着杀头危险,把《尚书》藏在夹壁之中。汉初,伏生又取出藏书,仅得二十九篇,传授于齐鲁之间。此时,他已年逾九十,当年的69个同事都归了天,全国能懂《尚书》的仅他一人。

看来,化解学术焦虑的另一种办法就是“比命长”。豆瓣的“博士互助组”和“今天被导师关爱了吗组”每天焦虑得不行,学学人家伏生,总有一天能熬成学术大牛。

《典籍里的中国》也借《尚书大传》的话,给伏生在典籍流传上的功劳定了性:“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不过,《史记》和《汉书》都说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为何《典籍里的中国》要说成二十八篇呢?难道“妹妹我思之”那位大哥又回来了?

其实这是一个目录学问题,伏生所传《尚书》29篇,从大小夏侯传本的分法,减少一个篇题 “康王之诰”,就剩下28篇。从《典籍里的中国》刊布的篇目看,也是少了“康王之诰”,并没有犯数字也错的笑话。

只不过在“扎眼”的豆瓣一两星评论中,绝大多数都指出了该节目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没有讲好《尚书》的今古文之争,甚至错引已经被学术证伪的古文尚书《五子之歌》,可算瑜不掩瑕。


典籍里的学术公案

《典籍里的中国》首期节目最后,饰演伏生的倪大红和主持人撒贝宁一起穿越回了今天的博物馆。看着倪大红和《伏生传经图》里的老者形象酷似,还有小朋友问他:“爷爷你是在扮演伏生吗?”


按照节目设定,倪大红可不就是“伏生本生”吗?他饶有兴味地回答:“你也可以这么认为。”倪大红老师台词功底了得,对人物的揣摩也够。讲述自己妻儿为了护书而死时(虽然是编的),有那么几秒钟你会觉得他就是伏生。

从战国时期,儿童伏生回答夫子的提问,演到汉初老年伏生受到国家重视喜极而泣,《典籍里的中国》的戏剧呈现可谓“多角度沉浸式”。只不过,节目既然宣扬伏生所代表的今文《尚书》学派,为何又让蒙曼老师征引已经被证伪的古文《尚书》里的《五子之歌》呢?

就着节目,我们简单梳理《尚书》的今古文之争:伏生在汉初所传的《尚书》,由他本人用当时的隶书文字整理,所以被称为今文《尚书》。今文,也就是今天的文字;而在鲁恭王拆除孔子旧宅时,也从夹墙里发现了《尚书》,只不过以战国“蝌蚪文”写就,被称为古文《尚书》。

西晋末年,典籍散佚,东晋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古文尚书》。只不过,南宋以来,朱熹等人开启了怀疑《古文尚书》是伪作的滥觞。清儒阎若璩、惠栋,从篇目差异、文本伪谬、地名晚出、历法错乱等角度,全面揭露了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的罅漏之处。《古文尚书》出自后儒伪造的观点,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2008年,清华大学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一批楚地竹简。清华简的面世,让今人得以亲眼目睹未经秦火的“书”类文献,为《古文尚书》的证伪再添石锤。学者们对比清华简与《古文尚书》,再证后者确系后世补辑之作。


这段《尚书》学术史回顾,大概是每个历史文献专业本科生都会听到的入门课,也是历史爱好者如数家珍的讨论门槛。所以,当撒贝宁给伏生介绍梅赜献书时,他的第一反应难道不应该是“你这龟孙作伪”?真是当着庄羽的面朗诵《梦里花落知多少》,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伪古文尚书被当成真书来讲,今文尚书的老祖宗伏生怕不是一口老血涌上心头。另外,蒙曼老师把夏朝的有穷氏后羿说成上古时射日的后羿(嫦娥老公),很有点“妹妹我思之”内味儿了。蒙曼老师太康失国的小故事讲得不错,只不过《五子之歌》是伪书,此后羿也非彼后羿。

国宝表演的话语秩序

《典籍里的中国》的确让人泪目:我华夏有诸多先贤典籍,方使得文脉源源不断。但面向大众文化的传播,在增加娱乐性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准确性。否则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岂不有误人子弟的嫌疑?

其实不难理解文化节目的困境:不做的这么辉煌大气热闹,无法迎合大众的口味。它的核心意义不在于让大家记住多少知识,而是播下一颗种子。只有先把大家领进门了,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亲身接触纯粹的、枯燥的、真实的历史。

硬糖君支持《典籍里的中国》和《国家宝藏》以表演的形式来创新表达,也鼓励大众多多观看学习,我们所要商榷的仅仅是娱乐性与准确性的平衡之道。大家看《大秦赋》等古装剧都爱纠个错、辩个历史观,文博探索类节目不是更需要审慎态度?


第三季的《国家宝藏》,九位主角变成了更为宏大的历史文化遗产。600年的紫禁城、930年的西安碑林、1700年的莫高窟,以宝鉴今的文化演说更容易激发观众情绪共鸣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摄影师,说起自己发现兵马俑脸上2200年前的工匠指纹,激动到情绪哽咽。

“有一天拍着拍着,我一抬头剧看见一尊俑的脸上有指纹,那可是2200多年前制作兵马俑的工匠留下来的指纹啊!”日常化的场景体验,比历史人物的演绎更能戳动心绪。哀而不伤,升华到这里已经足够应付应试教育的所有写作考核了,绝不会被阅卷老师批假大空。


可是,单纯的借物抒情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宝藏》,它的华丽演说进一步总结道:“秦人虽然已经消失,但是他们化作泥土,化作支撑我们站立的土地。他们早就的血脉,依然在你我的身体里奔流。”前段时间精英纷纷批评《大秦赋》美化暴秦,现在《国家宝藏》又宣扬秦代缔造的“家国概念”,观感割裂让人狐疑。

有没有可能,那个留下指纹的工匠只是被迫做工的黔首奴隶,而他在秦代的严刑峻法之下不得不好好完成这座人俑?劳动人民在每个时代都是最可爱的人,但是他们当年的所思所想,未必有我们今天赋予的那么热泪盈眶。

或许只有大气浪漫的文案,才配得上这上下五千年。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于文明的花式拔高,必然会脱离藏品科普的本义。天文讲解员说“我们祖先总共记载了29次哈雷彗星的回归,咱一次都没有落下”。其实不够准确,他没有指出古代的天文纪录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很少上升到理论高度。


看《国家宝藏》越多,越容易让人想起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大概他也和观众一样,只看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伟大,忽视了“制度拖后腿”的弊病。

文化评书兴衰史

无论是《我在故宫修文物》还是《朗读者》和《中国诗词大会》,它们在案例描述和解读上都有鲜明的“参差对照”特征,并不追求高度的秩序感,而《国家宝藏》对话语秩序的追求却是非常明显的。


每一件国宝的使命感,决定了参选文物的遴选标准。观众在鉴宝节目中问得最多的是“值多少钱”,国宝的重要程度则取决于它能承载“多少故事”。三季《国家宝藏》遵循九五之数,文物与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地之间,呈现出一种与现实高度重合的“中心-边疆”秩序。

合乎逻辑的解释是,话语秩序与现实秩序相符提高了传播效率。而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作为民间文化再生产的“反题”,现在人们期望看到博物馆文化以合乎现实秩序的方式来呈现。从弹幕就可以看出,人们打开这类节目的初衷就是为了寻求一份文化认同和自豪感。《国家宝藏》只是顺应了这种集体需求,制造了可供消费的大众文化产品。

与《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的表演性不同,上一代文化节目的爆款《百家讲坛》走的则是说书路线。让一个领域的专家,以单口相声的形式讲述另一个专业的内容,几乎成了火爆的铁律。

一些主讲人的内容硬伤并不比现在的节目少,如于丹对儒家经典中的“小人”创造性地解释为小孩,让人大跌眼镜;王立群的言论更是超前:“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汉朝的很多皇帝,包括刘邦都是双性恋。”王老师现在开坛讲古代耽美小说,应该会翻红吧?

如今活跃度很高的蒙曼老师,算是赶上了《百家讲坛》的末梢,成为了于丹、易中天、王立群、纪连海、刘心武、闫崇年之后为数不多的文化红人。为了扶大厦之将倾,蒙曼主讲的《大隋风云》的主题歌还是自己填的词。

于丹的单口技巧可圈可点,她最知道观众爱听什么:“悬念永远都是电视的基础卖点,我们看电视剧,最大的吸引就是命运的未卜、悬念链的生成。”所以当年《百家讲坛》的《清十二帝疑案》《唐伯虎考场舞弊案》《宋徽宗之谜》全部走悬疑风。

不过,从2006~2008年于丹、易中天的书稿动辄销售百万册,到2015年主讲人于钟华现场签售会书迷不到百人、系列书籍年销售量只两三万册,走过七年之痒的《百家讲坛》评书也从文化节目的王座上跌落了。

和缺乏互动性的评书相比,《国家宝藏》和《典籍里的中国》用表演重新找到了受众密码。“解说+表演”两条腿走路,更符合年轻观众的观看习惯。听不懂解说也不慌,至少还有故事可供玩味。


非理性的迷恋,最适合奇观文化的生长,但它毕竟不会是常态。当年为《百家讲坛》纠错的好心人们,不知如今看到《国家宝藏》又作何想?还是说,他们已经不看电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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