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热映的电影《1921》，日前票房已超过3.7亿，猫眼评分9.4，“为牺牲的革命先驱而落泪”、“仿佛回到了激情澎湃的年代”、“先辈越鲜活就越觉得伟大”、“切身体会到了建党的意义和伟大”、“看完为身为中国人自豪”等真诚评价，充分印证了这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重点影片，“叫好又叫座”的成绩。影片由黄建新监制兼导演，郑大圣联合导演，腾讯影业、上影集团、三次元影业、中影股份、华夏电影、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出品，历时5年筹备，凝结了上百位电影人的拳拳赤子心，于世界各地档案馆挖掘史料，在高度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创作，被党史专家评价为“高度融合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同时，黄建新领衔的创作团队，精雕细琢每一个情节，力图让这部聚焦百年前建党初心的历史题材作品突破窠臼，将重心放在人物塑造上，与当下的观众建立共同的话语体系，达到顺畅沟通和情感共鸣，正如黄建新所说：“你会突然觉得，原来我平视着的、觉得那么亲近、就像同学朋友一样的人，也是在我头上扬起一面旗、高高指引我的那个人。”在这样的创作主题下，整部电影堪称“每一秒背后都藏着一份心意，饱含一份致敬”。因此，《1921》重溯建党历程的时空之旅结束后，大家能清醒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历史原因，从而更好地开启新的百年征程。

那么，《1921》何以达成“润物细无声”的党史教育效果？以下这些蕴藏的细节解读可窥之一二。

拍案叫绝！一语双关又对照史实的台词，印证建党的必然性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片中李达对张国焘私自会面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而痛心疾首，随即引用“鲁迅刚发表的文章”中这段“醒世恒言”，告诉他：“咱们中国的路，必须得咱们自己走，若是走错了，那将来的人都会错的。”对2021年的我们来说，这句话来自从小熟读的课文；但1921年5月1日，鲁迅的这篇《故乡》刚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一号上，距离“一大”召开不过2个月，而当时正在《新青年》担任编辑、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李达，自然会了解到这句话背后的深意。这一台词设计，仿佛历史与当下的“梦幻联动”，拉近了百年前后的你我之间的距离。

对比李达与马林会面时不接受共产国际资助的情节，它还鲜明勾勒出李达和张国焘的人物性格，更暗示着真实的历史发展——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寻求的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主性和凝聚力才是第一要义。

在创作上，黄建新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观念，也即在严格遵照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巧妙融合艺术真实。同样符合史实并合理想象的台词设计，还有李达和王会悟在天台上的一段“高光戏”。李达回忆自己焚烧日货时用的竟是日本火柴，动情落泪， “偌大的一个中国，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不仅是“新青年”李达在痛惜抵制日货时竟然用的是“洋火”，也暗喻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要在中国“点燃”，就必须从自身国情入手，才会有后来中国共产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创举。

作为“一大”的东道主代表，李达在会议之余，自然也会为湖南老乡毛泽东接风洗尘，于是片中设计了一段毛泽东和李达夫妇吃饭的情节。三个年轻人像所有“老上海人”一样，在弄堂的厨房边上支起小桌子，摆上几盘地道的上海时令菜、一壶好酒，并贴心地将毛泽东最爱的红烧肉摆在他面前，充满烟火气的日常和还原史实的细节，再次拉近了先辈和我们的距离。而他们举杯的贺词“为新公司开业大吉”，恰好呼应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写给李达书信中的原话：“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王会悟一起碰杯时，毛泽东和李达看似调侃实则严肃的一句“男女平等啊”，也体现了二人在百年前已然具备的平权意识。事实上，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便已流露“男女平等”观念，而在建党后的第二年，李达和王会悟就参与创办平民女校，培养出了包括著名作家丁玲在内的一众党的早期女性干部。

片中的“一大”代表们，无论是开会还是夜谈时的台词设计，也处处彰显着建党的必要性。陈潭秋悲叹“战火不止，亡国就在眼前”，董必武便点明“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新路拯救国家”；而董必武强调应联合工人运动后，毛泽东一句“农民呢”，也体现他早就认识到团结农民阶级的重要性；刘仁静总是以“马克思说过”开启的论述，印证历史上他“小马克思”的称号……这些台词中可以看到，《1921》的影视语言“吃透了”历史资料，为观众尤其是年轻人们理解百年前的党史，降低了门槛，提高可看性。

草蛇灰线！时代横截面中暗藏纵向伏笔，凸显“伟人”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不以“编年体”叙事，而是聚焦“一大”前后几个月“时代横截面”的《1921》中，是以草蛇灰线的伏笔，来“预示“纵向的历史发展的。比如黄建新在上海音像资料馆查找资料时，被一段视频资料所触动：一百年前的上海，在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里有一群外国人在欢庆享受。“如果不是几个中国面孔的服务生短暂入画，根本无从判断那是在中国。”黄建新说，“只此一个画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国需要共产党。”于是，片中便有了这样一段戏：毛泽东随着法国人的队伍走进总董官邸，却被赶到栅栏外，只能眼看着法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欢庆国庆，而身旁同样被拦住的同胞，眼中只有对烟花的向往。28岁的毛泽东脸上，写满了委屈、不忿、痛心，他只能转身，然后开始奔跑。

这段奔跑戏，被无数观众评为“点睛之笔”。黄建新以蒙太奇的手法，串联起毛泽东的成长之路：幼时他在竹林中被父亲追赶，反抗的是“封建大家长”；少年时他抵制日货，反抗的是“帝国主义”；和杨开慧看烟花时，他想着“为理想奋斗，为真理献身”，是为救亡图存理想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什么最后是毛泽东在黑暗中点亮烛光，照亮了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在当时激烈的“观念竞争”中脱颖而出？这段戏告诉了我们答案。更深一步来看，这段奔跑戏，其实也是当时中国寻找崭新革命之路的进程映射。

以往同题材影片中，多为“符号工具”存在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1》中也丰满了起来。一开场他便在奥地利被逮捕，辗转来到上海后，尼克尔斯基前来接应，并给了他新的身份证明，马林调侃自己：“这已经是我今年的第三个名字了。”影片的国际视角故事线由此展开，也暗示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不易。历史上，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新政府还没站稳脚跟，就被英法美等国联合武装干涉，此后多年，西方国家一直把苏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思想当成是一种“幽灵”，极尽围堵之能事。而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来到上海“指导”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第一时间，就又被租界的法国巡捕盯上——《1921》剧组找到了史料证明，“一大”前夕的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曾接到过警戒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的信息。在片中不断被跟踪监视的马林，历史上最后于集中营被纳粹残忍杀害，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反法西斯斗争。马林的结局也代表着革命这条路上，牺牲者无数，但信仰不竭。

另一依据新发现的史料设计的情节是日本间谍线。在日本警视厅的档案馆，《1921》剧组发现了对“一大”召开时间和地点的详细记载，且日本共产党人也计划与共产国际代表见面。这一局面，显然是当时已经要开始实行“满蒙政策”的日本当局，所不愿意看见的。所以，影片塑造了日本间谍大川和日共代表近藤两个人物，同时，因为拦截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施存统和李达的信件，大川也盯上了“一大”。尽管最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川被暗杀，没有真正影响到建党，但这一故事线也寓示着，早在1921年日本特高科就对中国的局势一清二楚，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人物群像的多面刻画，同样深藏历史的必然性。片中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同一辆车上偶遇，但蒋介石走向股票交易所，毛泽东走向“一大”会场的这一情节设计，被许多观众暗自叫绝。陈公博夫妻新婚，不借宿博文女校而是入住豪华的大东旅社，对比同样是新婚却挤在小阁楼的李达夫妇，“省下钱全部倒贴办报”，代表着他们不同的人性格局。带着女友逛街的周佛海，偶遇陈公博和李励庄，在街头握手的特写，以及他因吃冰淇淋拉肚子而未参与会议，同样也在暗示着人物摇摆不定的个性，更凸显毛泽东、李达、何叔衡等人信念的坚定。

同时，“老戏骨”倪大红精湛演绎的黄金荣和田雨扮演的程子卿，也是时代真实和人性真实的体现，历史上，黄金荣在“一大”次年升任华人第一位督察长，所以电影里设计了他阻挠工人运动和学生集会的剧情，但当这个“黑帮大亨”主动想握法国上司的手时，却被其不屑一顾，足以见得没有家国观念和民族气节的人，没有人会看得起。而他的得力助手程子卿，也正是打断了“一大”最后一次会议的“不速之客”。

在风雨如晦的历史境遇中，不同的微小抉择，折射出来的人物不同信念和价值观，最终也走向了不同的人生境界和高度，这也是历史与当下应当有的一次深刻对话。

意味隽永！蕴含深意的象征意象，彰显艺术创作的魅力

《1921》的开场，是一段“五四运动”与巴黎和会现场的平行剪辑。李大钊和学生们在街头义愤填膺地呼喊，远景镜头和做旧处理，烘托出悲怆和壮烈的气氛；而另一边不平等条约签订内场，昏暗逼仄，显得怪异的构图，暗含着扭曲的是非颠倒，快速让观众进入这段屈辱的历史，感受到先辈们悲愤觉醒的动力。这是影片以艺术手法，一针见血反映历史乱象的典型例子。

不仅是上文所述的毛泽东奔跑戏，还有王会悟为借用博文女校在上海街头的奔跑，以及最后“一大”会议被打断后，代表们在曲折狭窄的小巷里的小跑，也在暗示着先辈们追求理想、历经波折的不懈努力，而会议进行时窗外透进来的阳光、清晨李达在屋顶笑着向朝阳张开双臂、红船上随着会议结束由雨转晴的天气，也以温暖而开阔的光影运用，无不彰显着共产党人终将带领中华民族，走上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光明之路。

颇具温情的生活气息，也体现在王会悟搬家时一定要带上的那瓶栀子花，在当时的上海，年轻女孩们确实以家里摆上一束栀子花为潮流，一个小举动就体现了革命女性身上的人情味和烟火气。毛泽东和湖南老乡李达吃饭，看着桌上没有一个辣菜，也会调侃“湖南完了”，并引出李达日夜颠倒编辑杂志，所以肠胃有恙的戳心细节，既体现了毛泽东的幽默感，也代表着李达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顾不上身体的无私精神。

影片最后，杨开慧英勇就义的最后一刹，回忆起和“润之哥”的告别情景，毛泽东向前挥的手势和满眼的不舍，对比最后杨开慧眼角的那滴泪，让很多观众心疼不已。事实上，在拍摄时，王仁君和周也并不知道这场告别戏，会出现在杨开慧的最后回忆中，看完后王仁君“非常感动，没想到导演会这么处理”。而那个挥手的手势，也来自王仁君深挖史料时的收获：看到“十大”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就是用同样的手势送别各位“同志”，千言万语都凝聚在这一举动之中，触动了王仁君，也启发他将其融入到表演，细腻传达革命夫妇告别时的留念不舍。

身临其境！不只是1：1重建原址，还有“强迫症”一般的事无巨细

为了还原历史，《1921》中的“一大”会址，是请一大纪念馆的建筑团队华东建筑设计院，1：1重建的，同样复刻的还有《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等石库门建筑群落，每间房间都达到了可以实拍的效果，炉灶能生火，烟囱能冒烟，甚至因为1921年的砖头更小，墙壁也是手工一块一块砖头搭建的，只为还原自然错落的起伏。另一场李达请印刷工人将“百姓”改成“人民”的戏，用的是在废品站“淘”到的1916年的印刷机，本来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存放，拍《1921》时黄建新特地请人用好几辆车，从北京拉到上海，没想到放下后机器却不转了，但导演并不想用其他机器代替，为此特意寻遍了在上海的老师傅，终于修好这个“古董”，完成了这场点明“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的重头戏。

如果说因为这些是影片的重要场景，那么这些细节足以证明《1921》在史实还原上的用心：无论是王会悟给李达端上的上海老字号“乔家栅”汤圆，还是开会时桌上摆着的花瓶，或是上海街头的“铛铛车”、路人背着的褡裢袋、各色人物身上的服饰布料，均极为考究，严格按照百年前的真实样貌制造。几场追逐和奔跑戏，不仅刻画了人物心灵的变化，还以镜头作为“眼睛”，看到了当时上海“国中之国”的怪诞错乱：有中式传统的石库门，也有洋味儿的欧式建筑；不同的租界有不同的交通规则，甚至连黄包车也有牌照限制，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无法通行；法国人在中国街头欢度国庆，中国人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搬家的小夫妻，随时会受到外国巡捕的搜查，印刷厂也一度被关停……光怪陆离的城市和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一览无余。

无论是一语双关的台词，还是草蛇灰线的人物伏笔，亦或是蕴含深意的意向象征，还有精益求精的匠心还原，都是《1921》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上的真诚致敬，这份滚烫的赤子心，最终汇入建党一百周年之际的爱国情绪大河中，以文艺作品这一生动具象的传播方式，致力于让百年后的年轻人们，认识到中国奇迹的起点，认识到“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137分钟的每一秒背后都蕴藏致意，描摹出百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的信仰之源，也给予我们继往开来，开启新的百年征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