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父亲在祠堂的厦子里整出了个卫生所，村洼里的人们才晓得那香火堆里头除了先人还是有个先生在的，从此也没人再记得父亲这位先生姓甚名谁了，连我也时常被人郑重其事地唤一声“小先生”。他像庙里的冰冷又慈祥的山神一样呼风搅雪，钳制着我做他身边受人供奉的喽啰整整二十年。金烧的麦子点着了沸腾的火箭从希腊开到北京直至飞出太空，贫瘠的黄土地里不给一把大火燎原，哪有灰肥能一直施到春天？我总还是记得的，我生在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我的名字叫做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