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出生，恰逢独生子女政策推行，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为了生下我，父亲付出了三年薪水的代价。九年前，26岁的我前往荷兰生活。四年前，31岁的我回到中国，重新面对那段不被政策允许的童年，也陷入父母为我的存在付出高昂代价的愧疚中。当我尝试修复与父母间那有些紧张的关系时，他们却执意让我生孩子。颇具讽刺的是，此时中国已经开始实行三胎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