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7月15日，国内各大媒体报道了一则新闻，日本最大视频网站将播出《南京！南京！》等一批关于侵华内容的中国电影。 

颇有些小激动。从沾满灰尘的硬盘中翻出这篇文字，以作纪念。

《南京！南京！》东京放映记

2011.8.22  

《南京南京》就要在东京放映了，一直期待事情真到面前，没有兴奋就剩疲惫和一丝的紧张。 

在东京机场来接我的是一个木讷沉默的中年人，他说是“史实会”的干事，专门负责我。后来我才知道，他还有别的职责。 

这次电影能够在东京放映，完全归功于日本爱好和平人士的支持。这个组织的名称叫“守护史实会”，由一些大学教授和律师组成。 

我到东京的第一个晚上，“史实会”的成员和我聚餐，大家一起喝酒，谈论历史。有一个日本教授总是要和我切磋历史知识，我惊讶于他对于中国历史的了如指掌，后来才知道他东京大学的明史教授。他们的事务局长叫熊谷伸一郎，是一个热情而耿直的日本人，两年来他一直为这部电影在日上映而努力。他告诉我日本的电影发行公司都不愿做代理发行，原因是担心右翼团体捣乱。 

据他说这次放映日本右翼铁定要来捣乱，他们已经和警方联系，但是不知道警方会有什么措施。他们在东京包下了一个能容纳550人的剧场，放映两场。因为没有经费，所有的宣传是在网上。熊谷伸一郎说他很高兴因为1000张票已经卖掉了，还有些票看看明天能不能卖掉。他还交给我一个很精美的大信封，说是不知名的影迷寄来的，拆开之后，里面是一封手写的信件，上面是中文和日文的贺词。 

那晚上大家都喝醉了，气氛很欢快，也有些悲壮，因为有人说起一水会（日本右翼组织）已经发信过来要砸场子，有个干事大吼起来——最后所有“史实会”的成员AA制结了酒单，每个人醉醺醺地从钱包里掏钱放在桌子上的情形，让我很感动。 

影片在东京中野车站附近的一家电影院放映，第一场是在12点30分，我们的海报只能在11点30分贴出来。据说是为了保护影院的设施不被右翼破坏。到了11点30分，工作人员飞快在影院玻璃门上张贴上两张《南京！南京！》的海报。 

此时观众没有入场，而“史实会”的成员们在电影院的大厅里默默的忙碌，他们在入口处摆放了桌子，桌子上放着“意见调查表”；所有“史实会”的人都戴上了袖标。这时有人过来告诉我说所有的票都卖完了。 

东京细雨潇潇，街上行人不多。 

从剧院门厅往外看，对面街道上大约有四五十位警察，五六辆警车。而两辆顶上装着高音喇叭的身上挂着横幅的面包车也在街角停着。 

距电影开演还有几十分钟，影院前排起了长队。 

观众进场的时候，我站在一旁观察着，我很好奇会是一些怎样的日本观众会来看这部电影。我看到他们都是普通人，各个年龄层的都有。 

电影开始了，我在后台的一角坐着，看着自己的手表。手表上指针转动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知道是哪一个镜头，和一个电影生活了五年，大致就会这样了。 

拍摄期间的一些记忆纷纷涌了上来，我拿出手机开始给主创逐个发短信，“电影在东京上了，终于。” 

电影结束，有Q&A的环节。我走上舞台，整个观众席鸦雀无声，扑面而来的肃穆和凝重让人窒息。不知道沉默了有多长时间，最终响起了一些掌声。 

有一个女孩站起来说：“悲惨得令人难以正视，却坚持看完了，谢谢” 

有一个老奶奶说 “希望更多的日本人看” 

有一个中年男人说：“这是一部深入探究战争状态中人的精神病理的优秀作品” 

护士学校读书的女学生竹村说：“这是一部沉痛的影片。我的爷爷参加了南京的屠杀。他生前很少说话，但他去世前说的话令我至今难忘。他说战争能把人变成野兽。在影片中看到的一些场面，正像我爷爷说的那样。” 

从埼玉县来的山口女士说：“今天看了这部影片，深受启发。听说这部影片在中国引起讨论，其实我们日本人更需要讨论和反省历史，不能再重演战争悲剧，要与邻国和平友好地相处。” 

质疑的声音并不多，我想可能并不是观众完全被电影说服了，而是日本民族的习惯。但是依然有不同的声音，有一位先生站起来说：“我不相信有30万人被杀害了，这肯定是谎言，我估计有五六万人。” 

在不同的电影节放映《南京！南京！》的时候，日本记者中总有些人会提这样的问题，在之前的几次对话中，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回答得很好。不过这次来东京，我是有备而来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内心中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平稳了下情绪，跟这位先生说： 

“首先，这部电影关注的并不是被屠杀的人数，而是屠杀的事实；其次，我知道南京大屠杀中我方军民被屠杀人数，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但是我想说，第一，质疑的声音不应该来自于屠杀的实施方。二战结束，犹太国际组织宣布在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屠杀了660万犹太人，这个数据，不同的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和结论，但是你不会看到任何一个德国学者对这个数据进行质疑，于情于理，德国人都知道，他们没有资格质疑这个数据。但是现在质疑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都是日本学者；这种质疑行为的本身，是对自身战争罪行的一种否认——” 

因为要赶飞机，我和观众是一起退场的，他们会鞠躬并给我让出一条路。在大厅里，我碰到了《南京南京》的日本演员，他专门跑过来看电影。他说他回国后一直没戏拍，现在在做别的事情。电影中所有的日本演员都是我在东京面试的，见了很多有名的演员，最终他们都没有敢来。跟随我来到中国的这些日本演员，我内心一直感谢他们的勇敢。记得拍片期间，每一场屠杀或者凌辱女性的戏结束，他们都会向中国群众演员鞠躬—— 

这些日本演员都是年轻的日本男孩，拍摄期间有一次完成了一场大屠杀的戏，我去他们的房间看他们，他们崩溃得痛哭流涕，说想回日本——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们，只有和他们一起酩酊大醉。 

我们狠狠地拥抱了很久，击掌告别。他走入雨中前，转过身向我伸出两个大拇指，露出大男孩般的笑容：“加油，导演。”他用中文喊，他的中文都是在中国学的。 

在电影院的门口，两位史实会的人在低声地争执什么，他们都在看我。我走过去，其中一位告诉我，“一水会的铃木要见我” 

“一水会”成立于1972年，由日本小说家三岛由纪夫的信徒组成，是极右翼组织，而铃木则是这个组织现任的领导人。怪不得史实会会这么紧张。我心里也紧张起来，但是有什么不见的理由呢？ 

“还是见吧，”我说。 

史实会的领导人沉默了一会，其中一个跑过去通知一水会的人了，另一个人拿起对讲机说了几句，不一会来了五六个一水会的干事，他们都戴着袖标，然后把我围在中间。 

不一会，远处一个干瘦矮小的老人独自走了过来，一把黑伞搭在臂弯里。他就是一水会的头领铃木。我能感到史实会的干事们的紧张，他们紧紧把我围在中间。看到对方只有一个人，还是个老者，我放松了不少。我想走出圈，但是那个一直陪着我的中年干事死死用身体挡着我。 

铃木走到我面前，微微鞠了一个躬，我伸出手，和他握了手。 

周围的史实会干事们慢慢放松了一点，他们的警戒圈也扩大了一点点，把我和铃木围在中间。 

铃木说：“我看的是第一场，不是我想象的那种电影——这是一本教科书。它让我们去思考日本人是什么样的，战争是什么——谢谢——我希望这部电影可以在日本放映——” 

铃木说完，鞠躬走了。干瘦的背影，臂弯里挎着一把黑伞。 

我听到几位史实会的干事长长地从胸膛里呼出一口气。 

坐车离开影院的时候，史实会的朋友们在影院门口集体告别。雨正浓，警车开始撤离，街角的面包车也消失了，我看到《南京南京》的海报正从影院的玻璃上拆下来。 

这会是《南京南京》在日本的最后一次放映吗？ 

我心里泛起一丝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