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扎罗不是一个等待成长的人物，而是一种未被现代性污染的存在状态，一面能照出他人和社会底色的镜子。他的洁净让他免于被异化为“应该痛苦”的主体，但并不意味着他被免于了痛苦本身。侯爵压榨村民，村民压榨阿扎罗；进城之后的村民并没有“觉醒”，而是原封不动地复制压迫和欺骗。如果将阿扎罗视为“需要被拯救”的对象，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傲慢，是用进步叙事否定另一种生命形态。真正刺痛观众的不是善无善报，而是冷漠年代与阿扎罗之间无法弥合的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