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鲁特和巴黎的一次电话通话中，母亲告诉我：“你父亲面临严重的财务问题，他不得不卖掉他的学校，他别无选择，银行毫不留情。”我感受到了那种失去的痛苦，一阵眩晕。我一直都是黎巴嫩拉比娅学校校长的女儿，无法想象会有其他情况。于是，我决定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