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春，为了给重病的刘天华父亲冲喜，年轻姑娘阿大 （后取名殷尚真）嫁至刘家，却恰逢刘父丧，刘天华偏又失业，贫病交迫下，只得每日拉二胡，以抒发内心的优愤。同年秋，刘天华受聘到母校常州六中担任音乐教员。惶惑于国乐之没落，又忿忿于国乐之不争，刘天华只得每日静坐于空谷之中，思国乐改进之大计。生活虽然过得清贫，但两口子的日子却也融融。一日一封来自北京大学蔡元培教授的聘书改变了刘天华一生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近代中国民乐史的历程。刘天华背负起行资，告别了发妻和爱子，即前往北京赴任。1922年的北京，风雨摇曳。刘天华任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结识了俄籍小提琴教授古诺夫，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方面，刘天华挖掘国乐精华，收集民间失传的旋律，改进二胡的制造规格和传统的工尺记谱法；另一方面，从古诺夫那里学习西方成熟的小提琴技艺和教学方法，汲取有益的艺术养分为己用。然而，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被政府无情地镇压了下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被北洋政府强制关闭，刘天华也再一次失去了工作，古诺夫也远走异乡。北大的同僚赵雪明钦佩刘天华高超的艺术造诣和个人品德，替他谋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讲师一职。同时，刘天华妻子携幼子从江阴搬到了北京，一家子终于又团聚了。慕名而来师从刘天华的学子越来越多，颠沛流离的的人生道路也让刘天华思考了许多音乐之外的东西。从苦闷、彷徨到挣扎、奋斗，刘天华的人生观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1930年刘天华在原北京饭店大厅举行了近代中国最具价值的一场民族音乐会。他支撑着疲惫的身体，把中国的民乐精华献给在场所有的中外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在二胡曲《光明行》壮丽而又坚定的结尾乐声中，全场掌声雷动。1932年6月，刘天华在去北京天桥向民间艺人学习《吵子锣鼓》期间，不幸染上了猩红热。6月8日，刘天华病逝于北京，终年37岁 。